【军事文摘】军民融合：现代国防安全之盾，方便吸收孵化“颠覆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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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现代国防安全之盾
国防大学 姜鲁鸣
当近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硝烟渐渐飘散之后，人们开始冷静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时代，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何都大力推进军民融合？这一问题隐含着今日战争与昨日战争的根本区别，也促使人们不断探寻当代中国国防安全背后的深层问题。
维护国防安全必由之路
现代国防安全，本质上是靠国家整体实力支撑起来的大国防体系安全。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所要维护的国防安全，集中表现为现实国防安全、基础国防安全和动态国防安全三者的统一。由此决定了现代国家维护国防安全必须走军民融合之路。
对我国来说，国防安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可以概括为：传统领域安全与新兴领域安全相互交织；军事安全与其他安全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这说明，国防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具有相应的战略能力，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战争形态截然不同，寻求军民融合是信息化战争的“天性”。据统计，一战时期，武器装备研制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数以十计；二战时期，扩展到数以百计；到海湾战争时期，则是数以千计。近些年来，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军事专用技术比重越来越低，目前已不到15%，军民通用技术已超过80%，军队信息化建设80%以上的技术均来自民用信息系统。
时至今日，现代军事体系能力生成主要集中于军事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信息化支撑环境三大系统，所需要的资源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使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与捍卫自身安全的活动水乳交融地融合到一起，赋予现代战争小打大备、小攻大防、小行动大保障等特征。
可以说，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其根基已经深深植入经济社会的沃土之中。由此，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对抗，已不仅仅是两大军事体系的直接对抗和较量，更加鲜明地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大体系对抗。这就要求军民融合。只有实现军民深度融合，才能有效解决我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生成。
有利于“黄油”和“大炮”兼得
可持续性国防安全就是长期的国防安全。其含义有二：一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背后始终有一个强大的综合国力；二是两大建设之间能够良性互动，产生“效益合力”。
“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古今中外民族兴衰沉浮的历史证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物质基础。在资源有限，而经济和国防都愈加重要的情况下，“黄油”和“大炮”如何兼得？公元1500年以来，每次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考量。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大力推进军民融合或军民一体化，以实现军事能力整体跃升和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双赢，进而实现可持续国防安全。主要做法包括：通过不断完善制度推进军民一体化；用军民两用技术推进国防信息化建设；用体系作战需求牵引国防工业发展；用军事外包保障军队后勤；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军官；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军事要求。这些方面的举措，有力提升了军队战斗力。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前200多年的10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承包商人员只有作战人员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期，其承包商人员比重迅速增长，总人数已远远超过作战人员。
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将面临一系列特殊的制约因素。应对这些安全和发展难题，必须坚持富国强军统一，必须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一方面，只有实现军民深度融合才能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有效破解强军难题。另一方面，也只有实现军民深度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促进转型、增加就业、孵化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船舶制造业为什么会超过韩国、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用船舶业几十年的持续拉动。反过来，不断强大的船舶工业，又会反哺国防和军队建设。一旦国家建立了这种大的良性循环系统，就能有效化解“大炮”与“黄油”的矛盾，进而做大做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经济基础。
这对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全局极为重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有一个大发展，但国防投入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同样十分繁重，这两个“十分繁重”决定了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如果不能实现军民深度融合，国家就要用军民两大资源系统分别进行两大建设，结果肯定是成本高、效果差、体系对抗能力建立不起来，富国强军自然就难以顺利实现。
方便吸收孵化“颠覆性技术”
在军事大变革中，各国军事改革的相对速度、深度和广度各不相同，最容易产生动态国防安全问题。从人类已经发生的几次大的军事变革看，军队转型都是先从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器物层面，发展到体制编制等组织层面，最后再引发思维方式、作战和发展理念等文化层面。而且，一次大的军事革命往往是持续性的，要经过几次技术-体制-理念的次级革命才能完成。目前发达国家的新军事革命，正处于第二个次级革命之中，美军称之为“二次转型”。“二次转型”的显著特点，是改革与融合密切联动，共同打造新型战争机器。启动二次转型的，是“颠覆性技术”。
当前，一系列“颠覆性技术”闪亮登场，格外引人注目。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引发新的网络电磁空间革命；3D打印使军队利用可用材料就地“打印”特定装备和部件，将根本改变国防工业模式；纳米技术将推动材料科学、医学和战争领域的显著进展；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进展将部分改变人体机能，可能影响对抗双方军事力量和潜力对比；无人机、机器人等自主和半自主系统将给情报、监视、侦察、体系对抗及反恐作战带来革命性变化；定向能武器特别是激光武器等，极有可能影响未来战争形态演变的走向。
这些“颠覆性技术”主要是通过军民融合推动的。目前，主要国家的推动手段为：调整体制、积极应对各种潜在的“技术突袭”；对核心前沿技术创新项目进行前瞻布局、密集投资；构建向全社会开放的军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小型民用技术企业的创新作用。一向为人们所熟知的互联网、隐身技术、全球鹰、X37B、X45等重大技术或平台，主要是通过充分发掘民智民力和军民协同创新实现的。
目前各主要国家围绕抢占新军事革命的制高点正在展开激烈竞争。竞争的实质是对未来20至30年国防安全主导权的争夺，背后是现代国防安全的理念与理念的交锋、体制与体制的竞赛，比拼的是制度，看谁的制度更具适应性、更具变革能力，更能通过融合凝聚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力量支撑和孵化“颠覆性技术”创新。在这种激烈竞争中，不融合则败，慢融合浅融合也会败。
可见，要全方位维护我国国防安全，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运用技术最先进、成本最经济、来源最稳定和最具可持续性的物质力量，这就只能而且必须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大体系，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
国家主导 市场运作 文化支撑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质上是打破军民界限，在整个国家利益平台上整合利益关系的过程。
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总目标已经明确，即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党和国家已经提出十分明确和正确的大政方针，即着眼于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要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毫无疑问，要使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制度背后的深层元素。其中，国家主导、市场运作、文化支撑这三者尤为紧要。
军民融合需要国家主导。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群体，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群体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推动军民融合，最重要的就是用党和国家的意志贯彻力破解利益屏障，消除利益固化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阻碍和隔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和国防两大建设的融合发展。如果国家不能有效破解军民分离二元结构，未来一旦遭遇战事，国家能力很可能就是“一麻袋土豆”，很难快速聚合资源形成有效战争能力。
在国家主导前景上，我们应当充满信心。中国不同于西方。我们正在形成跨军地、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的统筹体制机制，前景光明。
军民融合依赖市场运作。市场机制在促成相关融合制度发挥效力方面具有奇效。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为保障军队，征募了很多地方专业人员，薪金是国内同类人员薪酬的2.5倍，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军民融合的基本要求。这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融合，必须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共赢。道理很简单：融合代表全局利益，但它有成本，如果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在融合中只付出而没有补偿和回报，这样的融合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国军民融合涉及很多主体，如地方政府、军队、军工企业、民营企业、中介组织、社团甚至自然人，它们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过去我们在调节这些主体的利益关系时，往往行政手段用得多，经济手段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手段用得比较少。要把体现国家利益的军民融合转化为各局部利益体都能接受和乐于推进的工作格局，就必须找到全局利益与各局部利益的相对均衡点，并从这个相对均衡点出发制定政策，采用包括市场方法在内的综合手段调节各主体关系。
军民融合离不开文化支撑。要实现军民融合，首先要具备融合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只有具备了深度融合的思想观念和相应的社会心理，军民融合才能为社会接受和认同，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事实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归根到底，文化与制度是一对关联性很强的范畴。没有相应文化支撑的制度只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制度空壳。
今天，我国还缺乏一种将国家发展与安全视为一体的战略文化和社会心理，国家整体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利益之间也存在差异。如何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培育现代国防意识和军民融合发展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要使军民融合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必须培养法制文化理念、军民融合理念和现代国防意识。
总之，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维护现代国防安全的强大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制度力量，才能在国家由大向强的进程中提供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来源：参考消息网、新华网，作者：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姜鲁鸣）
姜鲁鸣 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军队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军队院校育才金奖、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出版著作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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